長年以來父親的名片一直深藏在我的皮夾內袋。我極少取出來示人,介紹:這是家父。儘管我非常以父親為傲,父親卻希望家人儘可能地低調,不張揚不炫耀,不引起旁人的注意。直到父親再一次調職,新的名片印製完後,我才想起舊名片還躺在皮夾的底層。
父親經常調動。在他的司法官生涯裡,他不斷地面對不同的職銜、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氣候與不同的人事,因著緯度的改變而決定行李的重量和西裝的質地。父親上任的時候總會給我一張新的名片;官式的雪白珍珠紙,工整墨黑的標楷體肅雅地印著父親的職稱與姓字。這樣的名片總給與我一種恆定不變的安全感,彷彿無論父親在這座島上多麼遙遠或陌生的縣邑面對荒寂惡寒的人性種種,他仍然在我的身邊為我擋去世間邪祟。
父親總是忙碌的。
關係父親最初始的記憶便是父親伏案趕寫書類的身影。經常是深夜了,我沒有人陪總是吵鬧著不肯入睡;母親半哄半騙地懷抱我,生怕我吵了父親工作。然而真的是深夜了;迷濛中我不曾有父親就寢的印象,白日裡醒來,父親一早就離家上班了。二十七年來猶然如此。直到農曆年前我倦極返家,驚覺父親已是滿頭華髮。
我問他:「你累嗎?」
父親說:「這是我的本分。」
然而我知道父親其實是累了。多年來嫉惡如仇的父親守住他的戰線沒有一點動搖與懼怕,高宦巨賈過眼雲煙,廟堂朝班聚散如流水浮光;他清晨即起坐在辦公桌後執筆捍衛他的真理,天黑很久以後我看見他靜靜地回家,一言不發掌起桌燈,成落的文件堆疊在他腳邊。無論他名片上的職銜如何轉換,父親從不應酬,沒有私交,不許家人名下有存款以外的財產,絕不收禮,家中不待客,也極少有任何往來。這麼多年後父親仍堅持他的一切原則,即使現在他並不高坐在舞台中央,名片上換了沒那麼烜赫的職稱,身邊的擾攘喧囂倏地靜下來,他仍然準時上下班,努力處理手中每一件工作。他並不要求上位者明白這一切;他自己明白。
父親在T縣執法的時候我和母親一起住在宿舍,一天晚上我在浴室滑倒摔折了牙,巾帕衣褲上大片地濺著血。父親急了,立刻送我去醫院;偏偏急診室裡人滿為患。父親站在我身邊一言不發,他沒有找來任何人送出他的名片,他不要人知道他的身分給我特權;我心裡明白,告訴他我沒有大礙,並不嚴重(事實上也真的是如此),要他放心。我何嘗不明白他的心焦。直到我上了手術台,平日不茍言笑的父親忽然撫著我的額頭:「你最勇敢了。」我這才真的覺著痛了,眼淚止不住地掉下來。醫師過來拉上隔簾說要動手術了,請父親在外頭等;針頭刀械鏗鏘撞擊間我聽見父親在簾外來回踱步,然而我沒能忍住縫線的疼痛仍然迸出哀嚎;事後回想父親隔著布簾聽見該有多擔心,我愧為他的女兒。
一年前父親調任現職的時候我從皮夾底層找出舊名片,放進蒐集父親歷來名片的盒子裡。我想我此生大概都不能完全明瞭,方寸大小的木盒裡,泛黃起縐的珍珠紙片記錄的是父親怎樣煥發的青春與輝煌難忘的年月。
黃宜君,一九七五年生,台北市人。十七歲入選幼獅文藝「文壇新秀」,曾獲全國大專學生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二○○五年十月,自殺於東華大學女研究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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