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司法的公正性，一向備受各界質疑，雖然台灣的刑事審判，已改採英美法的當事人進行主義，但就實質而言，職權的色彩仍濃，由於不採起訴狀一本主義，因此，在正式審判前，法官已接觸了來自於檢方所有的犯罪證據資料，而在未為正式審判前，早已產生了預斷，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所規定的種種違法取得證據的排除法則，實已無太大實益，整個審判程序，實質上已空洞化。而由於整個審判程序，不僅由法官所主導，同時對於所有證明力的判斷，在採取自由心證，自然毫無任何基準，此實等同給予法官完全獨斷的空間，而關於法條適用與量刑，也完全掌握在法官手中，在法官不可能公開其心證與法條見解下，法院的判決如同是在玩一種「俄羅斯輪盤」。
法官的裁量權既然如此之大，難免使有心者有機可乘，雖然我國刑法設有枉法裁判、濫權處罰、故為出入等罪，以來作為法官違法審判的處罰，但由於這些犯罪成立要件極為嚴格，且在法官擁有自由心證及法律解釋可能有諸多見解下，欲指法官枉法裁判，實有其困難，這也是上述各罪，在我國幾乎未曾被適用的原因。但既然法官擁有如此大的權限，難道毫無制衡之理？司法院在一九九五年即發布有所謂法官守則，似乎可以來解決此問題，但此守則僅是一種內部與道德規範，不僅極其抽象，更缺乏違反效果，實無任何意義。
筆者認為，法官的獨斷性防止，可以引入國民參與審判來平衡，同時藉由建立法官評鑑制度以來淘汰不適任法官，更是當務之急，則已研議多時的法官法立法，自然刻不容緩。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吳景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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