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刑事法院的審理對象

為了回答ＬＳ在前文所提「同一案件可否多次起訴」這個問題，覺得有寫一篇小文章來解釋的必要。

　　「不告不理」是全世界正常刑事司法制度的原則，如果沒有「告」，法院則不能「理」，以法院的「被動性」來制約法院判決近乎「無上」的國家權力。問題是：什麼是「告」呢？在台灣的法制下，「告」指的是檢察官的「起訴（公訴）」和自訴人的「自訴」；「自訴」是台灣法制賦與「犯罪被害人」例外享有的訴訟權，因為是例外，所以暫時不論。本文僅就檢察官提起公訴這個部分加以說明。

　　檢察官提出「起訴書」送交法院時，會記載三個東西：「犯罪事實（包含被告是誰）」＋「證據」＋「所犯罪名及法條」。而法院審理的對象是「犯罪事實」。只要是起訴書「犯罪事實」所提到的內容，法院就「可以」並且「應該」加以審理。

　　至於這個「犯罪事實」構成什麼犯罪？觸犯法條為何？法院並不受檢察官起訴書上「所犯罪名及法條」的內容所拘束。這和某些國家法制下，檢察官可以用「罪名」來控制法院審理範圍的情況不同。

　　舉個例子來說，在台灣，檢察官起訴甲搶了乙的東西，犯「搶奪罪」。法院調查證據的結果，如果認為甲其實是趁乙不注意的時候，用和平的手段將東西摸走，則可以判甲「竊盜罪」；如果認為甲是用強暴脅迫的手段讓乙不能抗拒才交出東西，則可以判甲「強盜罪」。而在法院審理範圍受起訴「罪名」拘束的國家，在上面二種情形，法院則只能判甲「無罪」，再由檢察官另行就甲犯「竊盜罪」或「強盜罪」起訴。

　　又譬如說：在台灣，檢察官起訴甲偷了乙的信用卡去盜刷買東西，犯「竊盜罪」。而法院調查證據的結果，如果認為罪證明確，那麼應該要判甲「竊盜罪」（偷信用卡）、「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盜刷時在簽帳單上簽名）及「詐欺罪」（盜刷別人信用卡取得財物）三個罪。雖然檢察官在起訴書中，一個字都沒提到「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詐欺罪」部分的「罪名」及「證據」，但是只要檢察官在「犯罪事實」中有寫到這些犯罪行為，法院就「可以」並且「應該」加以審理。如果法院假裝沒看到而未予審理，則構成「已受請求事項未予判決」之違法。

　　因此，觀察臺灣的刑事司法案件，最主要是看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是什麼，只要是「犯罪事實」中所提到的犯罪行為，法院都有加以裁判的「權力」和「義務」。（所以說，如果有人批評檢察官的某項起訴，僅就起訴罪名大作文章，顯然就是有點小外行）

　　由於上開制度的特色，長久以來，檢察官有一種惡整法官的特別手段。那就是起訴的時候，就「犯罪事實」的記載包山包海、東拉西扯；但就「證據」及「所犯罪名及法條」部分，則僅就其中最簡單，最容易調查，案情最明確的部分加以論述。就像前面甲偷乙的信用卡去盜刷的例子，檢察官可以在「犯罪事實」寫一堆甲到處去盜刷的情形，但就盜刷的確實時間、地點、刷了多少錢、取得什麼財物的「證據」卻一項也不查，反正在起訴書的「證據」＋「所犯罪名及法條」只記載「竊盜」部分的犯罪證據，也只起訴「竊盜罪」而已。但是呢，因為起訴書「犯罪事實」已經提到了「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詐欺罪」的犯罪行為，所以法院也只好想辦法自己去調查證據，才能作出判決。這是檢察官「快速結案」的絕招之一，法官收到這種「爛案」，也只能幹在心裡，徒呼倒楣。

　　因為檢察官在偵查中，享有不少強制處分權，還可以指揮調查局、警察、憲兵及海巡署等等單位，有很強的「動能」可以「衝案子」；但案子一旦起訴到法院，進入法院的審理程序中，案子就由「偵查檢察官」（on field）手中交到「公訴檢察官」(on floor)手上。此時，公訴檢察官和被告、辯護律師在法庭上就是一樣立於平等的攻防地位，不再享有任何的強制處分權。此時，公訴檢察官對於上面那種「爛案」要補強證據，只能聲請法院為之；但法院是擔任公正第三人的角色，當然不可能去「衝案子」；所以說利用審判庭來調查證據，所花費的時間、人力，物力，絕對是偵察檢察官的數倍以上。況且，案子到了審判中，有很多拖延訴訟的技巧，許多證據拖著拖著就不見了！

　　因此，偵查檢察官用上述「絕招」雖然可以快速結案，但後續對「法院」及「公訴檢察官」卻會造成相當大的困擾，嚴重浪費司法資源。所以一般的檢察官就一般的案子，是絕對不會這麼做的。畢竟檢察官本身的名聲及風評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不可諱言的，某些檢察官對一些有結案壓力的案子，仍然不免會耍一下上述「絕招」，以便將燙手的案子趕快推出去。所以，如果我們觀察到一件很複雜的案子，檢察官卻可以在很短的期間內就起訴，那很有可能就是使用上述「絕招」的結果。舉個例子來講，若有檢察官起訴一個被告犯「背信罪」，而在「犯罪事實」內卻包山包海的暗藏貪瀆、洗錢等犯罪事實，那我們真的只能為承審法官掬一把同情的眼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