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檢察官.他們連錯都有堂皇的理由

他們連錯都有堂皇的理由              作者：南方朔

 

法務部的檢察官大異動，引發了一連串的反彈。這乃是近年來官僚體系內部的最大抗爭事件。

在這一波反彈及抗爭裡，最值得注意的，乃是某個地方的檢察官們發表聲明，宣稱這次 異動將會鼓勵出檢察官「不做不錯，少做少錯 」的壞風氣。這真是奇怪的抗爭理由。近年來 ，檢察官的紕漏不斷，以黑金為名的不當搜索與羈押，搜索報館和學校，隨意起訴記者等皆 屬之。而每當受到批評，他們即會祭出「打壓 辦案士氣」的大帽子，儼然成了最不受節制的 一群。而今，可能因為搜索成大校園這起近因，而引發人事大異動，遂有人用「不做不錯， 少做少錯」這種壞習氣，企圖合法化他們的「 多做多錯」。在他們的心目中，似乎連「錯」 都有了堂皇的理由。

　　縈繞在官僚體系的錯亂價值

　　「不做不錯，少做少錯」，乃是讓人覺得非常眼熟的俗語，於是就讓人勾起記憶，立刻回頭去翻查國民黨黨史會所編的《總裁蔣公嘉言錄》，並很快地就找到了一則。他在〈對建軍事業基本問題的補充指示〉演講稿裡，有這樣一段話：

　　──「一切不主動、不負責的病根，都是由於『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消極觀念在作祟。就是缺乏樂觀奮鬥和革命的榮譽心為之支持鼓舞的關係。」

　　蔣介石以「多做多錯，不做不錯」來警惕部屬，乍看合理，但他的這句話究竟是要表達什麼，卻相當模糊。如果「多做多錯，不做不錯」會造成「不主動，不負責」的病根，那麼，所謂的「主動，負責」又是什麼？他在警惕部屬的話裡，並沒有提出積極面的構想。

　　因此，無論蔣介石的嘉言或檢察官們的辯護，都是有問題的。蔣介石知道「多做多錯，不做不錯」是一種病根，但他卻沒有清楚地在「做」與「錯」之間做出新的定義。至於檢察官們，知道「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不好，但不幸地是他們卻被框限在這句話裡，甚至將它誤用，藉以替「多做多錯」來詭辯。他們在「做」與「錯」的多少之間糾纏，而疏忽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對一個現代政府，應當以「多做」而「不錯」為其宗旨，任何「錯 」都不應被容許！我們的檢察官以「不做不錯，少做少錯」來合理化他們的「多做多錯」，這種說法之讓人無法接受，即在於他們喪失了「多做不錯」的自我期勉和提升。

　　因此，「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這三句話，乃是長期以來縈繞在我們官僚體系裡的一種錯亂價值。長期以來，官僚們服膺這種「價值」，於是一切的泄沓顢頇和消極頹唐彷彿都有了理由；而一旦此種惡習被人不滿，於是，這種惡習遂走到了它的反面，使得「多錯」也有了義正辭嚴的藉口，「無能」遂倒轉成了「酷吏」。胡亂蠻幹者以「多做」來合理化自己的「多錯」。當官僚們對於「錯」失去了警覺，甚至把「多錯」視為「勇於任事」的代號，一個社會當「多錯」都會被套上道德光環，它和法西斯還有什麼兩樣？

　　這時候，就讓人想到古代的社會與政治，以及古代的殘餘。

　　集體性的鄉愿沈澱在俗語中

　　幾乎所有的社會，在它的蒙昧時期，由於人民無知，掌握了權力的官僚、祭師或僧侶，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裡，都傾向於將權力極大化與任意化。他們的任何作為，對百姓而言，都是盤剝與欺凌。在那種時代裡，人民最大的幸福乃是脫離官僚政治力的宰制，嚮往那種「帝力何有於我哉」的天高皇帝遠之無政府境界。古代中國的政治，儒法道三家並存；統治集團以儒為統治的理論基礎，以法家的律法和權 謀為統治的工具，而老百姓則將道家的無為視為理想政府的化身。老百姓不喜歡政府的任何作為，因為政府的作為必定是人民的不幸。中國政治史裡，許多傑出的時代，都反而是那種統治者清淨無為的時代，其實已不言而喻地說明了許多道理。這也就是說，在蒙昧時代，統治權力的極大化，而統治者並未發展出進步的國家職能來約束這種權力，使得權力的任何運作都成為人民的負擔，人民看官僚，必然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甚至還會將「不做不錯」視為理想。

　　除了國家職能與權力行使，會造成人民在「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認知外，在蒙昧的古代，官僚體系並未客觀化，它的層層結構都隨著上位者的好惡而運作，官吏間也缺乏客觀的比較基礎，有能者未必獲賞，反而會經常因遭忌而惹禍；反而是顢頇無能者得到鼓勵，在這樣的背景下，自然而然地產生出「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官吏文化，這種官吏文化甚至還在長期的發展中，成了整個社會的基本價值，它造成了集體性的鄉愿。它被廣泛地沉澱在各式各樣的俗語中。

　　例如，所謂的「無多事，多事必患」即堪 為證。《孔子家語》〈觀周第十一〉曰：「孔 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 多患。」多言多事，如果有客觀化的準則，它必將有助於進步，但若缺乏了客觀化的準則，反而會成為「多敗」、「多患」的原因。由「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這樣的句子，人們所看到的是落後因而保守的古代。

　　例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也是古代一直留存至今的殘餘。清末南亭亭長在《中國 現在記》裡曰：「總而言之，一句話。現在的情形，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也。」它顯示出在一個缺乏了客觀準則的時代，它會使得所有的官僚們皆相率淪為鄉愿，集體在因循中混世。

　　再例如，「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更是司空慣見。《紅樓夢》第 四十五回曰：「你才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再如，昔日戚繼光在《練兵實紀》卷四裡曰：「凡上司有言，不論是否，祇是唯唯奉命。甚至增美其說。

　　俗語云『馬上房子』，祇是眼前奉承過去。」這段話是指一切祇求立刻好看的表面工夫，以應付為主。

　　「司法鬥士」應反躬自省

　　諸如此類的諺語，罄竹難書。它所顯示的，乃是在古代，由於缺乏有效的客觀標準，官僚甚或民間文化裡，遂經常性的泄沓因循，不主動做任何事，更不主動做任何好事。所謂的「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也者，不過是與此相關的俗諺裡的例證而已。這些諺語裡，濃縮著古代的那種鄉愿價值觀。而「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固為鄉愿，因而不足為法。但就在人們不滿意於它的消極和因循之餘，卻也不得不對這些俗諺加以反省並設法超越。這一組俗諺顯露出的乃是古代官僚體系低度發展的階段，而要加以克服，首要之務，乃是設法讓官僚體系升級，俾創造出「多做」也不會「多錯」的新標準。「多做不錯」替代「多做多錯」才是進步；如果讓「多做多錯」也儼然有了理由，那就不是保守，更是反動了。

　　台灣的檢察官，近年來的濫權之事已多。相當不少的檢察官都在虛擬的道德十字軍概念下為所欲為，自視為司法鬥士。他們以詭辯的道德論說替濫權張目，卻不求自身的進步與改造，搜索成大校園，即是最粗暴反智的案例，而他們對此居然還認為自己是正確的一方，而今人事大異動，卻又用「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為自己的「多做多錯」來詭辯，他們為什麼想不到要追求「多做也不錯」這個新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