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寬仁、周士榆、沈明倫不能鄉愿姑息、不能坐視縱容..檢察官敗盡檢察公信

不能鄉愿姑息、不能坐視縱容

－檢察官敗盡檢察公信

 

　 馬英九 先生以「被害人」身分對侯寬仁在特別費案中的製作不實筆錄惡行涉及刑法第213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的部分，提出告訴，並委任長文等為告訴代理人；馬英九也同時和長文以兩位關心檢察正義的公民身分，聯名對侯寬仁、周士榆、沈明倫三人涉及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之「公務員濫權不追訴罪」進行告發。這二部分的犯罪事實，已在告訴狀和告發狀中敘明，於茲不贅。

　　為什麼要對侯檢察官等人進行告訴與告發呢？理由很簡單，有過當懲，有罪當罰，如是而已。而最有責任在這兩個案件上，揭過舉罪的人，就是既為受害當事人，復為總統參選人的法律政治人馬英九。

如同馬英九在二審無罪的聲明中所說的：「這一切的不白之冤，既曾加諸於我，也就可能加諸其他人民身上。」今日此時，部分檢察官違法濫權的苛酷刀筆會指向馬英九，明日他時，這刀筆就會指向其他無辜的民眾。

而長文更認為馬英九是一個法律政治人，經歷了特別費案的風風雨雨，應該更可以體認一般民眾對司法正義的渴求，如果他在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時，能勇敢伸張、對抗不義，也等於告訴人民，他當選總統後，有能力也有決心捍衛人民的權利！這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舉發侯寬仁檢察官等人涉及罪行的原因之一。

此外，在整個特別費偵查的過程中，侯寬仁檢察官等少數檢察官的獨斷，不但虛耗了大量的司法資源，讓本應集中力量偵辦貪瀆重罪的「特別偵查組」，萎縮成為「特別費偵查組」，更由於其不法專擅，幾乎斷送了整個檢察機關的公信力。

而來自法院的一審與二審判決書，就像一個探照燈，讓這些檢察官恣意妄為的濫權惡行，曝在強光的照射之下。如果，這些惡行是如此昭然，而最後，他們卻可以逍遙無事，依然「好官我自為之」，無人可奈他何！這是長文所不能容忍的，是全體法律人所不能容忍的，更重要的是，這也是所有正直、專業的檢察官都不能、也不該容忍的。

豈可放任這少數的害群之馬，讓所有的檢察官、所有的法律人共揹司法之恥！共擔「法律人不爭氣」與「法律人誤國」之惡名！？

　　此外，令人極度遺憾的是，對於告發侯寬仁等檢察官濫權不追訴的犯罪惡行，檢察機關竟視若無睹，遲遲未對之依法訴究、重懲立威，甚至連再議程序，亦未見檢察總長及法務部長積極處理，再議程序遙遙無期，更連起碼的行政調查與處分皆未進行。「官官相護」的陋習以及生怕家醜外揚的護短心態，令人遺憾！既然檢察機關沒有作為，放任公平被褻瀆、正義受踐踏，那就由其他看不下去的法律人來舉發不法！

　　最後，長文認為這也是一個教育檢察官的機會，台灣在長期戒嚴的時期，司法運作處處受到行政權的限制，然而，解嚴後的二十年間，法院審判的獨立已略見成果，但雖然多數檢察官仍兢兢業業、克盡職分，也在許多個案上有不錯的表現，但檢察機關的整體表現卻仍讓人頗為失望，理論上，解嚴應已去除限制司法體系進步的所有障礙，鳥籠之門已然開啟，但檢察機關似卻仍甘作籠中之鳥，尤其部分檢察官仍甘為政治工具，透過選擇性辦案的方式濫權以追訴（含上訴），打壓政治異己，或不追訴縱放嫌犯，最為可惡。

　　透過這次的告訴與告發，懲罰違法濫權的檢察官，長文希望讓檢察官們能夠建立責任感，知道過去七十多年來未曾被援用的刑法第125條「濫權追訴與不追訴罪」並非具文，而是有其實際的制裁效果。這樣檢察官們就會知道自己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能更謹慎地行使手中的檢察權力，並進而真正走出政治與不當勢力的干擾，真正成為「維護正義」的使者。

這些年來，長文曾於檢察官協會等場合專題報告「假如我是檢察官」及「上帝的袍服，談司法倫理」，並透過著書「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呼籲法律人要走出鄉愿、要爭氣，也不斷撰文，希望司法機關要能反躬自省，加快改革步伐。透過這次的告訴與告發，長文希望建立一個里程碑，用實際行動，打破法律人對同道惡行袖手旁觀的因循惡習，告訴大家，正義是法律人的最高價值、唯一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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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文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