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不是滿清的特產。但君民上下共同讚賞清官，卻是滿清的歷史特色。
誰稍有中世紀史常識，誰都知道兩漢就開始表彰亷吏，並知其後列朝亷吏的首要尺度在執法不阿，也即居官恪守“王法”。明太祖出身于丐幫頭目，特別憎惡“有錢能使鬼推磨”，即位後對州縣親民官十分嚴厲，定下“貪官剝皮”的酷刑。那辦法，就是活剝貪贓枉法的州縣官的完整人皮，塞上乾草，製成標本，掛在衙門口的“皮場廟”裏，警示後來的官老爺。手法極其殘酷，當然也有效也無效。從根本來說無效，非但以後貪官輩出，更沒能制止宦官集團的貪風日盛。清代趙翼的《明代宦官》(見《二十二史剳記》)，已有集中揭露，但有效的一個表現，是引導民間神化清官，如宋人包拯、明人海瑞，在民間頌為“青天”，都流行於明清之際。而官居宰輔，亷潔自律，乃至在位死去囊空如洗，如明末大學士徐光啟、鄭偉，皇帝賜諡均肯定他們守“文”。就是說直到十七世紀初，一般輿論仍以為文官理應亷潔，而貪贓納賄乃屬變態。
因而滿清入主北京僅二世，康熙帝就不斷表彰清官。他在位六十一年，欽定清官表率不到十人，可見那時清官已成稀有動物。而得康熙肯定的清官，只有一名八旗子弟，還是滿洲世僕的漢軍鑲黃旗人，可知清官在滿洲統治族群中已屬快絕種的瀕危動物。
這個漢軍于成龍，字振甲，以父為參領得蔭生，選知縣，不知怎麼獲得同名的山西人于成龍賞識。那個前明副貢于成龍，變節降清後矢忠於康熙帝，平三藩、征明鄭都出死力，被康熙稱作“清官第一”，在江南總督任上保薦漢軍于成龍為江甯知府。這個于成龍迎候康熙南巡，服侍豐儉得體，皇帝嘉悅，諭曰:“爾務效前總督于成龍正直亷清，乃為不負。”接連升官，並得皇帝通諭八旗大臣子弟，樹為旗人為外吏的榜樣，隨即超授直隸巡撫。(見《清史稿》于成龍傳。)此公果然不負亷名，做了巡撫就攻擊巡撫，對康熙說:“天下官都賣完了，沒有一個不用錢買的巡撫、布政”。見皇帝愕然，他就大講外省財政積弊，說是捐納“都是用皇上的錢買皇上的官”。皇帝當然要問“是誰買”。他答道:“不過是滿漢宰相，還有何人！”時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引起皇帝警覺，當朝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等不久罷黜，其政敵高士奇、徐乾學等即視于成龍為己黨。他由此官運亨通，也在康熙中葉朝廷黨爭中越陷越深。
不過漢軍于成龍對滿清政體的“貢獻”，還在於他作為清官，卻促使滿洲統治者將捐班體制化。《清史列傳》、《清史稿》都散見此事，卻以李光地死後由其愚昧子孫編刊的《榕村續語錄》所收他生前秘而不宣的內部談話記錄，內有“本朝時事”三卷，較多透露了歷史實相。
福建安溪人李光地在康熙朝堪稱不倒翁。他博取皇帝重用的訣竅，一是腦瓜靈，善於窺測聖意；二是轉向快，只要獲得聖眷就不擇手段；三是精趨避，總在朝廷滿漢內外黨爭中乘機漁利又留有脫身餘地。他窺知康熙向歐洲傳教士學西算，就迎取梅文鼎至家，編造西學中源論。他得悉康熙帝有意表彰朱熹道學而以漢制漢，便立即宣揚《周易》乃孔孟程朱治理世道人心的最高哲理，乃至在皇帝面前謗其老師熊賜履說經如趙高指鹿為馬。當他陰助漢軍于成龍攻擊明珠一黨，卻發現此人力主賣官，對皇帝說“捐納人皆說便，獨道學說不便耳”，致使他當眾受到皇帝質問，似已成為“假道學”，於是掉頭揭發于成龍與熊賜履勾結，才是招權納賄的真小人。(參看前揭《榕村續語錄》卷14。)
由此可以瞭解康熙三十年(1691)于成龍與陸隴其的互訐。兩人都是皇帝表彰的清官。陸隴其緊跟他的浙北同鄉呂留良，把朱熹看作孔孟道統的頂峰，做知縣十五年，官小名大，得授禦史。適值康熙帝親征噶爾丹，為籌餉三開“捐納事例”。同衙有個同為七品官的禦史，建議捐班官員可以加捐“免保舉”(到任不受上司審查)，還可“增捐應升先用”(不受科甲出身的年資限制)。陸隴其很不平，上疏說“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是清亷可捐納而得也”(《清史稿》本傳)。他不知這套捐官獎勵辦法，實為漢軍于成龍任河道總督時的建議。此公現任“總憲”即都察院左都禦史，正是陸隴其的頂頭上司，他豈能容忍部下唱反調？經他活動，九卿會議譴責陸某“遲誤軍需”，決定罷官充軍。幸而皇帝已發現都察院多屬“于成龍走狗”，便說陸隴其“居官未久，不察事情”，免其發配。(參看前揭《榕村續語錄》卷14、《清史稿》卷265等。)
于成龍、陸隴其在清代都號稱清官。兩人同為有奉旨說話特權的言官。然而他們爭論的課題，即該不該因財政困難而賣官並使捐班補實缺優於科甲。按照滿清法典，有理的當然是陸隴其。然而贏家卻是漢軍于成龍。難道此人真 能轉移 君心麼？不然，據李光地說，當時康熙帝已掌握了于成龍與熊賜履私下勾結的證據，對反對捐班都是假道學的說法表示懷疑。但這個漢軍旗人也真會辯解，看了皇帝出示的熊賜履致高士奇密信，只說了一句話:“這就不曉得他們蠻子的事了。”(前揭《榕村續語錄》)問題回到維護內滿外漢的政體， 滿洲大 君豈不以為反對賣官乃屬漢臣的陰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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