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平民來抑制法官專斷（吳景欽）
2011年 04月04日
總統因提名大法官邵燕玲一事所引發的風暴，卻又意外扯出，最高法院在去年撤銷發回後，高雄高分院以罪證不足而改判無罪，如此的大逆轉，一般大眾在錯愕之餘，恐會有更大的不解與憤怒，台灣的司法也正處於懸崖邊。
發回重審浪費資源
即便不論判決內容在認事用法上是否有問題，但這起3歲女童疑似遭性侵害的案件，何以2006年即開始審理的案件可以拖延至今，還未確定？由於我國刑事第二審乃採事實的覆審制，也因此，對於事實的審理，不管第一審調查的證據如何，皆必須重來一次，因而耗費珍貴的司法資源。至於最高法院乃屬法律審，只能審理下級審的適用法律是否妥當，而不得審究事實，最高法院卻常以「應調查未調查」為由，將判決撤銷發回更審，而跨入事實審的領域。更糟的是，原本發回更審，下級法院須受發回理由的拘束，而僅就此部分為審理即可，但下級法院往往不理會此，如以引發爭議的更審判決來說，最高法院僅要求對是否有違反幼童意願的部分為調查，但更一審法院卻又對全案重新審理，顯違反了發回意旨。
而由於更審判決為無罪，與第一、二審的有罪重判有天壤之別，在檢方上訴下，肯定會再被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如此的訴訟延宕，若能查明真實也就罷了，問題是，案件審理離案發時間越遠，代表事實真相更難找尋，此案肯定將步入「司法慣例」，而陷入撤銷發回與更審的惡性循環中。如此的循環，對被告，尤其是對被害人來說，都是一種煎熬。
原本在性侵害的案件裡，執法機關在偵訊被害人時，不僅要有社工或家人等的陪同，訊問者也不能給予壓迫感，更必須避免重複詢問，以免使被害人因此受到二次傷害，此於兒童被害人的場合，更屬重要。惟在此次案件中，當事人在案發時僅3歲，身心尚未發展完全自無庸言，更可能無法以言語來清楚表達整個過程，法院自必須借助兒童心理專家的協助，來避免重複詢問。惟在整個審理過程中，卻因目前的審理結構之故，而要求其一再陳述，即便是成年人的記憶，亦會隨時間經過而逐漸模糊，更何況是兒童。
司改成為選票口號
若再考量法庭之上，兒童亦可能面對律師的詰問下，即便真有其事，也必然陷入陳述相互矛盾的困境，若因此即認為被害人陳述不可採，恐未解於此種案件的審理特性，更無異於是將審判對象從被告轉到此幼童身上。
而在更審為無罪判決下，也讓人質疑，之前第一審與第二審的有罪重判，難道是烏龍一場？更讓人擔心的是，在此案可能陷入一再發回更審的循環下，當事者的噩夢恐未因此結束，反而成為其生長過程中揮之不去的夢魘。
日本、韓國、甚至是中國，在這幾年都相繼實施陪審或參審制，藉由平民參與審判來抑制法官的專斷，而已展現司法改革的成果，相對於此，台灣的司法改革明明已走了10多年，不要說是法律人講不出個所以然，一般老百姓也看不出司法改革，到底改了什麼？人民看到的，只有貪瀆法官、恐龍法官與奶嘴法官的存在。
說來諷刺，台灣的現任與前任總統都是法律人，也都不斷宣示司法改革的決心，如今，其中一人已鋃鐺入獄，另一人卻常將司法改革當成是挽救民心的口號，人民對司法只會感到更多的無奈與憤怒。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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