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律師離去前的最後告白 .........張冀明

張冀明是個法律事務所的合夥律師，曾面對台灣司法打了二十五年的官司。如今，他選擇遠走轉戰北京，下面是他離去前的最後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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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冀明，台灣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前合夥訴訟律師。2006六年至今，他連續獲得「亞洲律師」（Chambers Asia）和「亞太法律服務評鑑—前五百家事務所」Asia Pacific Legal 500選為傑出律師，職業生涯戰功彪炳。

成立於 1893 年的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全球擁有三十二間分所、律師人數超過兩千五百人的組織，是目前全球最大、分所據點最多的法律事務所之一。眾達在亞洲地區，包含中國北京、上海兩間分所、香港分所、東京分所和新加坡分所，總計共擁有超過兩百名律師提供服務。台北分所，是眾達在亞洲區設立的第三間分所，成立於1990年。目前眾達有高達三十多位的律師於台北分所服務。

 

從他的身上，能找到著一次又一次次的勝訴紀錄：法商馬特拉公司控告台北市政府案，在他手上反敗為勝，拿下二十億元賠償。湯秀璸控告醫生丈夫殺人未遂案，在他接手後拿下高額和解金。威盛商業間諜案、太電案，他都沒錯過。

 

張冀明曾在股東會經營權大戰裡，關門跳上桌子，舌戰對方的律師團。當面對上門搜索的檢調人員，他也不假辭色。在他職業生涯裡，還曾三次在開庭時當庭質疑法官有既定立場，審判不公，當場離席抗議，三次卻都勝訴。他將自己的角色，定義為是帶著當事人度過種種司法亂象，守護當事人利益的「在野法曹」。

2011年十二月，張冀明退出台北市律師公會。在沒有律師公會會員的資格後，他將從此不能再代表任何人在台北進行訴訟。他高掛起穿了二十五年歲月的律師袍，遠走北京去發展新事業。在離開台北前，他寫下了《你最好要知道的司法真相》一書，陳述他見過的司法黑幕。

「司法真相是什麼，就是法官會收錢，檢察官也會軟弱，所有的人都會軟弱啦，收錢只是其中一部分，」張冀明說。法庭上發生的種種怪象，讓他不想再走訴訟這條路。「正義只是一種理想，它不是現實就存在的。」張冀明對此趕到無奈。

他長於訴訟，但當自己投資的錢被朋友虧空，他都不想上法庭討回公道。因為他知道，上了法院，就是雙方互揭瘡疤的開始，判決過程中，又有太多不可知的變數，要保護自己的權益，與其把力氣花在上法院打官司上，不如花心思好好解決和對方的爭執，把時間花在有生產力的事上。

張冀明在眾達上班的最後一天，在收拾一空的辦公室裡接受了《商業周刊》採訪，談他遇到的司法怪象。

 

怪象一：拿公家錢竟不算貪污

張冀明指出，法律制度有不少漏洞，解釋一變，犯法的定義也跟著變。以公務員貪污為例，一般觀念裡，只要能證明公務員明知是公家的錢，卻收進私人的口袋，就算貪污。但在特別費案中，竟有人提出「大水庫理論」，認為鈔票是不記名的，即使先放進私人口袋，只要後來又掏出來，用於公務，只要來源是特別費，收支相抵，就不能算是貪污，這種說法竟得到法官採納。貪污認定都可以這麼有「彈性」，更別談其他的罪，要鑽法律漏洞，更是容易。

所謂「大水庫理論」，依馬英九特別費案中之主張，是指金錢的本質「無記名的」，無法特定，無法具體指出「那一張鈔票是特別費，那一張不是」。因此，對於非實報實銷型的特別費（以領據核銷即可，無須具體單據或發票者），如果有收入、支出相符的情形，就應認為是符合特別費之支出。

 

怪象二：檢察官任意選擇證據

檢察官為追求個人表現，在重大案件中濫訴，是司法制度中另一怪象。張冀明曾遇過檢察官傳訊當事人時，一開口就要求被告測謊，但如果當事人通過測謊，檢察官卻不再傳訊，認為測謊沒有證據力，也不再蒐集更多證據，就直接將對方起訴。最後，那位檢察官得到了國家的傑出獎章，當事人也獲判無罪，律師也拿到了他的律師費，唯一受到損害的，是被告的人權和金錢。

張冀明在書稿中指出，他曾聽過有檢察官在訊問過程中，直接和當事人要錢，甚至還有檢察官的訴狀完全抄襲原告的訴狀，引用證據也充滿錯誤，但仍起訴。「很不公平的是，檢察官起訴，七十％、八十％，都是要判刑的，」如果是一般人自己提起自訴，被告被判刑的機率只有十％到二十％。

 

怪象三：非法搜索還要求簽名

張冀明曾遇過調查單位沒有合法的搜索票，就進行搜索，或是搜索票上註明搜索A地點，調查單位卻到B地點搜索，對一般人進行非法搜索，最後再要求對方簽名；有了這個簽名，就能夠把非法搜索合法化。

 

怪象四：不收錢法官未必公正

在法庭上，法官憑自由心證，判斷該採信哪些證據，但是，即使是不收錢的法官、檢察官，也可能因為其他行政機關等壓力，影響判決。張冀明表示，像檢察官面對調查局等其他行政機關移送案，容易有辦案壓力，不起訴，可能會被視為辦案不力。若法官、檢察官長年合作辦案，也可能因為檢察官抓住法官的辦案口味，法官一開始就先入為主接受檢察官提出的證據，認定被告有罪。

張冀明就遇過，他代表某公司和政府機關打官司，一開始法院都願意調查事件真相，要求政府機關提出證據，沒想到，當最後調查出新證據，發現在這個政府單位監管下，竟有二億九千萬元資金流向不明，該行政機關突然變得不願意配合調查，法官也刻意忽略新證據，用「與本案無關」為理由，迅速結案。

 

在張冀明眼中，司法是一隻變形蟲，不只法條的解釋會變，調查人員的執法方式會變，法官審判的風格也會變，連律師在壓力下，也可能會變形，無法盡到保護當事人權益的義務。

最近幾年，張冀明遇到的一個案例，正可以說明司法怪象，如何影響判決結果。2004年，張冀明接到一宗保險理賠官司的委託，委託人原本為海外工廠保了高額產險，工廠發生事故後，委託人要求保險公司賠償新台幣十二億元，保險公司卻以不合合約規定為由，拒絕理賠。

張冀明接手時，委託人一審敗訴，判決書內容多是抄襲控方律師遞出的狀子，對方律師把訴訟的焦點放在鑑定報告上。張冀明飛到當地蒐證，訪談相關人之後發現，負責出鑑定報告的公司，雖然是由投保人指定，但在出具報告前，保險公司竟然有辦法讓鑑定公司更換鑑定人員，修改報告內容。而且鑑定公司在出具報告前，竟先跟保險公司開會，告知報告內容。這個關鍵證據，讓張冀明二審獲勝。

 

但案子上訴到最高法院後，張冀明卻遇到他執業二十多年來沒碰過的事。最高法院採法律審，意思是只審理判決過程適用法律有沒有違誤，不會再重新調查事實內容，並且以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空間為理由，不開庭，也不公布承審法官的名字。

因為不開庭，張冀明只能透過申請閱卷，得知法官的裁決和對方的訴狀內容，但他申請六次閱卷，六次都沒獲准，最高法院的答案是，「卷宗仍在法官手中，這是秘密分案，我們無法要求法官提供卷宗。」

不能閱卷，無法掌握案情，更無法辯護，張冀明說，「這是我執業二十多年以來，從沒遇過的事。」

沒多久，最高法院發回二審法院重審，第一次法院仍判張冀明勝訴。沒想到，再送回最高法院重審時，最高法院不但退回，更越過不重新調查事實的權限，直指部分鑑定報告內容不可採信，要求下級法院重審。這一次，二審法院順應最高法院意見，張冀明敗訴。

張冀明收到判決書時，才突然發現，判決書上寫明了那位最高法院承審法官的名字，多年前，張冀明的另一位當事人告訴過張冀明，他曾送錢賄賂這位法官。「當兩邊都是市井小民互告才有正義，若碰到財大氣粗的人，正義就很難，」張冀明嘆息，「法條再多，也比不上金條。」

「不要隨便打官司，你的法官不會永遠是好法官。」張冀明指出，司法界仍然有不少清廉認真的好法官，但只要碰到一個壞法官，就可能扭轉你的官司結果。「如果非打官司不可，你一定要用心，」握有證據、看懂法條，這些都還不夠，你更要看懂法庭上的人性百態，才能有機會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