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者訴訟靠王牌律師？

弱勢者訴訟靠王牌律師？           2012-12-10 中國時報 【吳統雄】

    　近日，日劇《王牌大律師》掀起極大反響，主角律師唯利是圖，為求勝利，不擇手段。而據筆者長期在台美兩地參與弱勢扶助的經驗，觀察到拯救弱勢者的力量，其實是建在三根支柱上：巨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勝訴抽成式的律師費用，與認罪協商/庭外和解的制度。這不僅也是日本的現象，且是源於美國的訴訟生態。

    　在台灣損害賠償普遍偏低，經常不足補償真正的損失，更難有懲罰性意義。若無懲罰可能性，經濟上的強者根本懶得理會弱勢。譬如《王牌大律師》中大企業對被汙染的全村老村民，在律師出頭前，只願意付一千萬慰問金、且不肯停工。但律師搜證後，提出十五億賠償金、永遠停工的懲罰訴求。大企業發現有可能敗訴，才達成五億賠償金、停工至排除汙染源後才得復工的和解方案。

    　律師為什麼投入一切搜證，以代弱勢出頭呢？因為他可以抽三成：一億五千萬元。這樣很多嗎？美國最高時可以抽到五成！律師也是一種職業，不是滴水不進的神仙，當然必須收費。

    　台灣檢察官的起訴狀，其實不乏是由告訴人律師所代筆。蒞庭檢察官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只說四個字：「如起訴書」。台灣一般律師若是論案計酬，每案也要六、七萬元，對弱勢者而言，仍是不小的負擔。請不起律師的弱勢告訴人，提起案情又有點複雜的訴訟，便發生過草率不起訴結案的例子。

    　巨額賠償與律師分成是否會鼓勵訟源呢？則必須靠認罪協商/庭外和解，與配套的「訴訟準備」共同平衡。

    　以美國為例，律師「訴訟準備」包括：負起調查搜證責任，把證據書面化、進行宣誓、並與對造確認。也就是把「調查庭」的工作全部都完成了，雙方都了解對方手上可用的證據，自然較有機會能達成協商或和解，不像台灣經常在事實審纏訟好幾年。

    　「訴訟準備」若堅守「具體證據法則」，檢辯與法官的結論就不會有太大差距。在證據充分下，檢察官對被告有極大的認罪協商權力，從輕、從重有如天淵。而附帶民事賠償，也以庭外和解為輕，如果一定要上庭，可加判懲罰性賠償，相差可達十倍以上。律師為了當事人的最佳利益，如果證據明確，會勸當事人認罪賠償，以縮小受懲罰範圍，也減少絕大訟源。

    　據美國司法統計，九成以上訴訟都是認罪協商、庭外和解。有些州的民事官司，會開庭的更低於百分之二。

    　台灣的新制訴訟程序，已經給了檢察官極大的可協商和解空間，但實務上，檢察官似乎還是習慣於起訴或不起訴，在兩極選項下，當弱勢者對抗富貴者，較易有成為犧牲者的可能。以媒體侵權案為例，我們熟知的勝方包括：副總統呂秀蓮、交通部長蔡兆陽、台塑長子王文洋、漂亮寶貝陳純甄…全部都是：高官巨賈、公共名流、媒體寵兒。

    　而他們獲勝原因，都是「不得單憑已揭露之情事，輕率推測其他相關而未經揭露之事實。」根據這個標準，媒體報導對升斗小民的侵權，為數並不少。但我們所收集到的案例中，升斗小民對媒體的訴訟獲勝率是「零」，印證了弱勢者正義難伸的現象。

    　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制度，這三根可保護弱勢的司法支柱，也不可能突然全盤移植進台灣。唯台灣有弱勢者缺乏司法扶助的事實，如何參考這三根司法支柱的精神，應也是司法改革的一個思考方向。（作者為世新大學資訊管理系/台灣大學資訊傳播學程教師，弱勢司法扶助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