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法庭內最不該做的事.

法官在法庭內最不該做的事...    ⊙翁國彥 法官在法庭內最不應該做的事，就是蓄意加深被告與被害人之間的對立，或仇視。 被告M長期罹患精神分裂症，數年前曾因妄想、幻覺而殺人。因精神鑑定顯示犯案時已達到「精神耗弱」的程度，法院予以減刑，M出獄後又回到家中與父母同住。因父親中風、臥病在床，母親靠著撿拾廢棄物作資源回收維生，M又長年精神狀況不穩，根本找不到工作，一家三口就這麼窩在破爛的鐵皮屋裡生活。 但出獄後一年多，M再次因精神狀態不穩而殺害一名被害人。這回事情就沒這麼簡單了；檢察官起訴後，直接向法院請求判處死刑。 被告也不否認人是他殺的。身為辯護人，我們只能從鑑定M犯案時的精神狀態，以及與法院討論量刑結果的角度切入。於是，作為監獄與醫院以外的主要照顧者，M的母親被法院傳喚到庭作證，向法官說明被告的身心、生活與成長狀況。 經過來自律師、檢察官的冗長詢問，時間接近中午，終於輪到承審法官親自詢問M的母親。不意外，法官也將重點鎖定在M犯案前後幾天的行為舉止及精神狀態。最後幾個問題，似乎有意無意地碰觸到法院最後應該如何量刑的爭議。 　　法官：「M上次殺人後，你們家賠了被害人家屬多少錢？」 　　M母：「好像二百多萬吧…」 　　「被告知道是妳籌錢出來賠的嗎？」 　　「ㄜ，我有跟他說…」 　　「那這次又殺了人，你們有跟被害人家屬談過和解嗎？」 這個問題，顯然觸及這些日子以來，每日每夜糾纏在M媽媽心口的痛。就像過去與我們律師面談時的狀況，她的情緒開始波動，講話語調顫抖了起來，淚水蓄積在眼角。 「ㄚ我…，我們家根本沒錢了，剩下的賣一賣，只能籌到一百多萬。但是家屬跟我要三百多萬…，我拿不出來，也不知道怎麼辦啊…。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所以，這次被告犯案，妳打算用這一百多萬的錢，賠償被害人家屬就好？」 「我…。」M的媽媽情緒已經要潰堤了，我正在擔心她有沒有辦法說下去時…。 「我只希望不要判M死刑，可以判他無期徒刑啦…，這件事我也有不對，我忙著照顧我老公，沒時間注意M有沒有吃藥。今天發生這個狀況，我也有錯啦，都是我的不對啦…」 M的媽媽淚水掉個不停，哽咽到我們快要聽不清楚她的話語。坐在我身旁的M突然站起來，噗通往地上一跪：「媽媽，我對不起妳！！」 站在M身旁的法警顯然嚇了一跳，頓時手足無措。原本低頭垂淚，M的媽媽也雙腳一軟，從證人席的椅子緩緩滑下，哭倒桌邊，放聲痛哭。 一時間，法庭內有兩個人同時跪在地上。坐在旁聽席的被害人家屬表情木然，法官則似乎心有所感，開始闡述她的正義觀點。M出院後又再犯，危險性如此的高，法院應該要關他一輩子嗎？明知道自己精神狀況不穩，卻不按時吃藥，然後殺了人怎麼又推給精神病？今天讓做媽媽的在法庭裡這麼痛苦，到底是誰造成的？？？？ 　　這真的是這幾年來，我在法庭內見過最像連續劇的灑狗血情節。 但這麼一齣戲，是特別演來幫被告求情的嗎？坐在辯護人的位置，我反而強烈感受到法官故意挑起被告與被害人之間的對立與仇視，刻意讓整件悲劇看起來像是媽媽縱容M失控殺人之後，又打算花錢消災。 　　然而，刑事庭的法官職司審判，在法庭內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應該是有限制的。 現代的刑事法庭，法官的職責或許已超越單純地判斷檢察官起訴有無理由，被告犯行是否成立，而是逐漸擴及到協調被告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曉諭被告知錯能改。在法庭內積極活動的法官，應該是受到鼓勵的，畢竟這絕對比開庭時默不吭聲、最後再突襲判決的陰險型法官，或是比慵懶怠惰、胡亂責罵、情緒動輒失控的昏庸型法官，要好上千萬倍。而今天坐在我面前的法官，她不甘於只是調查犯罪事實而已，而是願意積極公開心證(或者她心中的「正義觀點」)，似乎也值得肯定。 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她何需刻意詢問M的媽媽：「這次被告犯案，妳還是打算用金錢賠償被害人家屬就好？」 法官傳喚被害人家屬到庭表示意見，合情合理又合法，我沒意見。法官當庭喬和解，更是司空見慣，一樣OK。但是，法官何需特別去探知、去了解、甚至去揣測被告的媽媽「只想」花錢消災？妳可知道M的媽媽其實也認為M罪愆深重，三輩子也還不完，本來就該去坐牢，本來就該一輩子關起來與外界隔離？如果妳不知道，何必預設立場來發問，仿若挖個大洞，M的媽媽還沒跳進去，坐在旁聽席的被害人家屬已經聽得滿腔怒火，認為M一家人只懂得犯錯後花錢消災？ 今天悲劇發生了，往者已矣，生者若有能力，只能收拾殘局。被害人家屬固然痛苦無盡，或許M自己殺人也該償命，但被告的母親又如何能完全承擔兒子的罪孽？在我看來，M的媽媽心中那千斤重的道德責難，現在已日日夜夜啃噬著她的心靈，未來也將是她一世人的負擔與折磨。但法官今天詢問了一個充滿假設、誘導、還帶有強烈道德責備意涵的問題，挖洞給被告母親跳下去也就算了，觸動最讓她老人家不知所措的心靈折磨也一樣算了，但這個問題根本是故意加深被害人家屬對被告的不滿情緒。 也許法官自己脫口說出這個問題時，並沒有太多的感覺。但說穿了，這是透過在法庭內對被告與他一家人進行妖魔化，以挑起被告與被害人家屬間的對立與仇視。在我看來，身為一位刑事庭法官，這是在法庭內最不應該做的事。

當我們的政府倡言「修復式正義」的司法，法官卻在被告與被害人家屬同時在場的法庭內，有意無意地塑造讓被告看來更似冷血無情的人魔，再拼命往家屬胸口那熾烈的怒火上添加薪柴。如果我們都認同國家對被告施加刑罰制裁，永遠無法徹底撫慰被害人家屬心中的怨恨與傷痕，此時法官何必去當那個火上加油、傷口上灑鹽的角色呢？難道在台灣的司法文化脈絡之下，我們終究無法期待「修復式正義」的實現？終究只會見到怨恨越修越深、傷口越來越痛？ 所以，當今天見到法庭內有兩個人同時跪在地上，一人磕頭、一人痛哭時，我卻只想逃離。這，不是一個為了「人」而設計的法庭。 編按：此案已於4月23日經板橋地方法院判處死刑。會上訴到高等法院。這應該是近年第一起將患有精神障礙（持有精障手冊）的被告，判處死刑的案例。台灣已簽署兩公約，聯合國兩個委員會都有相關決議，認為精障者不應判死刑；這些，律師在書狀中都說到了。但我們的法院仍然一邊說「人權大步走」，一邊對精障者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