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反證據法則 將製造更多冤死 2011-06-22 中國時報
台中龍井林姓女子命案，因目擊證人指認而被指為凶手的柯嘉文，一、二審被判無期徒刑，經最高法院四次發回更審，更四審的法官王增瑜，於重審時改變自己在更二審時的論斷，以打死者的石頭上掌紋與柯不符，判柯無罪，終告定讞。台中地檢署今年初重啟偵查，查出石頭上的血掌紋為另一嫌犯所有，日前向法院聲押獲准。案情是否大白，猶待日後發展。
令人慶幸的是，柯嘉文不必像冤死的江國慶一樣賠出無辜的生命。台中市警方也公開道歉，算是還給無辜者最起碼的清白。但是，人們應該要從本案的過程中，記取教訓，避免類似的情況不斷發生。
最明顯的問題，就是此案折射出刑事司法依據的證據法則有多麼粗糙，恐怕根本稱不上證據法則。本案一審時檢方曾向法院求處死刑，歷審判處無期徒刑，最高法院兩次發回更審，更三審判無罪，檢方還是上訴，最高法院竟也再發回更審。有罪判決憑藉的其實只有兩點：一是柯有強制猥褻的前科；一是證人的指認。
其實前科記錄原本不能成為認定有罪的證據，卻經常是形成有罪心證的無形殺手；認為就算判錯了，也不算冤枉的執法者，恐怕大有人在。而警方證人的「指認」，向來缺乏法定的嚴格程序要求。正確做法應該是一群人列隊（line-up）供證人辨識，以防錯認；但警方慣用的手法，則是只提供單一嫌疑犯，還誘導證人指認；一旦咬定，則是鐵案難翻。完全不擔心錯認的後果。「直覺」與「方便」，也就取代了證據法則。
如果法院願意嚴守無罪推定原則，遵循正確的證據法則，本案早該判決無罪定讞了。連被害人家屬都覺得不夠充分的證據，檢方可以求處死刑，而法院的初期對策卻不是判決無罪，而是判決無期徒刑替代。如果法官們和求處死刑的檢察官一樣糊塗，判了死刑，柯嘉文可能也已被執行了。
事實上法官也像檢察官一樣，對於指認程序違反證據法則安之若素，再加上對於前科的成見迷信，還有最高法院部分法官不知區別原審是有罪、無罪，對於無罪判決也是基於慣性一律發回，這些都是讓無辜的柯嘉文在司法歷審指控中浮沉翻滾，受盡煎熬的原因。
現在檢警似乎又找到了新的目標，採證的方法真如警方說的「能做的都做了」嗎？還是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科學調查，以至於「該做的總是沒做」呢？行凶石塊上的指紋查證，原本就該是起訴的必要基礎，竟然漏掉；錯誤的指認程序會使得指認不具意義。司法採證可以離譜至此，司法當局還不該痛下決心，整頓採證程序與證據法則的法制要求嗎？
發生了江國慶案、柯嘉文案，不妨回頭觀察台灣的法治進程走到了什麼階段。以刑事訴訟所標榜的「發現真實」而言，初階的發展，是由執法者找出凶手，交給法院定罪了事，就算完成了發現事實。
江國慶屈打成招，問成死罪處以枉刑，順利交差、表功，毫不計較有無錯誤，就是典型。其執法特徵是不用科學辦案，不講證據法則，絕不認錯。如果不是另外出現可以被指認為真凶者而再度宣布破案，執法者絕不會認錯。江國慶案裡的「司法官」，完全配合演出，鑄成了滔天大錯；他們午夜夢迴，不知道有無天人交戰的時刻？
次一階段，則是願意講求證據法則來發現真實。要講罪證法則，需要科學辦案，卻又不懂得科學辦案。然而，願意講究證據法則終究是一種啟蒙，一旦發現錯誤，就不必等到新的凶手被指控才承認錯誤。柯嘉文案就是典型；王增瑜法官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正因無罪確定，才有重起偵查的契機。至於新的指控能否符合科學辦案與證據法則的要求，則還有待檢驗。
真正成熟的制度，是要適用嚴格而科學的證據法則來要求發現真實，而且使用課責機制（包括證據排除法則與追究執法責任等方法），來確保不會冤枉任何一個無辜的人；即使找不到真凶，也不能冤枉可能不是真凶的人。這種境界如何做到，是要靠台灣法界有識人士繼續加倍努力。
陳正達 檢察官後轉任律師
